回望：一个经济学家是如何长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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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我的根深深扎在陕北的黄土地中”——经济学家张维迎长成纪实

作为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人、在任时锐意改革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张维迎始终关注真实的人和真实的市场、重视从整个社会的视角来看经济的发展。本书正是对他人生中关键人与事的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一步步从陕北山村走到北京、牛津以及回到北大管理学院当院长的。

★ “人生不是设计出来的”——经济学之路的偶然与必然

在经济学专业并不吃香的年代，为何会走上经济学之路？为何始终坚定地捍卫市场经济？为何在一片反对声中坚持北大管理学院的改革？为何近40年来一直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作为研究的核心？为何始终关注市场上具体的人？这些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 “搞研究，要想大的，干小的”——经济学思想本质之源

敬重教书先生的母亲、爱栽树的父亲、送出第一本《政治经济学》的中学老师、具有学术反叛精神的大学同学、要求“言之有理”“论之有据”的经济学启蒙恩师、强调做“小思想家”不做“大思想家”的诺奖得主、“最有资格摘取诺贝尔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他们的故事也体现了作者经济学思想的本质。

★ “我用短短的40年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一个时代的经济生态写照

本书的记录跨越60余年，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们走过了西方世界十代人走过的路，从煤油灯时代跨越到电气化时代。书中不同时期每个人的经历特别是在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上的变化，正是一个时代经济变迁的真实写照。以经济学家的视角，作者带我们走进不同时期看个人的经历，又跳出时空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内容简介

“农村可以出作家，但不大可能出经济学家。”

而本书则是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如何从农村的土壤中长出来的一则纪实。敬重教书先生的母亲、爱栽树的父亲、将学生看作孩子的中学老师、作为保护人的大学同学、经济学启蒙恩师、诺奖得主、亦师亦友的不记名导师……他们不仅滋养了作者的品格，也影响了作者经济学思想的形成，让我们从中看到作者经济学本质的由来。

“从‘画家’到‘油漆匠’”的发小、“一心想当村主任”的小学同学、想做学问却进入商界的好友、“当官为办事”的公社书记、作为陕北文化活字典的“非典型官员”、挂面书记和柳青作品收藏家……他们的成长经历也影响了作者作为经济学家的所思所想。

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长成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经济生态写照。

前言/序言

在收入本书的大部分文章写成之前，我不曾想到会有这本书。我只是偶尔觉得自己心中有一股东西要流淌出来，流淌出来的，只是一篇篇文章，没想到它们会汇成涓涓小溪。

我生长于陕北黄土高原一个偏僻的小山村，19岁那年离开农村去西安上大学，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后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到国家体改委工作，后来又去英国牛津大学读博士，1994年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教至今。现在大家称我为“经济学家”，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经济学与我的农村背景有什么关系。我的一些朋友和熟人甚至怀疑我不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有一次，一位朋友问：“你真的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吗？”我说：“是啊，你为什么问这个？”他说：“农村可以出作家，但不大可能出经济学家。”

2008年五月初三，我母亲过世了。母亲目不识丁，但一生最敬重的是教书的先生。在她心目中，“老师”是非常神圣的称呼。这或许对我的职业选择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人活眉眼树活皮”，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经济学家讲的“声誉机制”的最好概括。母亲过世后，我写了《我的母亲》一文，没想到这篇不到6000字的文章，感动了无数人，包括普通读者，也包括我的经济学同人。好友杨利川说：“这篇文章是张维迎的道德情操论。”他曾这样对我说：“如果说，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论的真诚出于他的朴素的感情，出于对基层民众的热爱，出于他的人文理念，也许很多人不信，但你真的是这样。”

我写母亲的文章，不仅是出于对她的怀念，也是想表达一份歉疚。母亲活着的时候，我很少陪伴她。她给我的很多，我给她的很少。母亲去世的前一天，我本来是可以回去的，但因为当天要谈一笔给光华管理学院的大额捐款，我把工作放在她之前，就推迟了一天回去，结果没能见上她最后一面。这是我终生的遗憾。遗憾，是因为决策失误。决策之所以失误，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经常搞不清楚不同事情的轻重缓急。

没有了母亲，我把对父母的爱全部集中于父亲一个人身上。从此之后，每年春节，我都会和父亲一起过。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回去看望他，也曾几次带他出去旅游，最远到过新西兰的南岛。与父亲接触的时间越长，我对他的爱越深。我觉得父亲是有大智慧的人，如果能识几个字，一定会有大出息。他不识字，对我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知道我在写些什么，也就少了些担惊受怕。父亲从小爱栽树。回想起来，我在经济学文章中讲的一些经济学寓言和人生哲理都与他的树有关。他曾给我讲过一个“吹湖”的故事，我从中悟出治学之道是“功到自然成”。2020年十月初一，是父亲九十大寿，我写了《父亲九十》一文，讲了父亲对我的成长的影响。

母亲去世后，我回老家的次数多了，与小时候的发小和朋友见面也多了。有一次，霍玉平到我家聊天，聊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不时咳嗽，我问他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他说是当油漆工（画匠）时间长了，可能油漆中毒了。玉平是我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他一生坎坷，让我难以释怀。他有艺术天赋，本有希望成为一个画家，但命运让他只能当一个油漆工。我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命运可能还不如他，因为我连油漆工的手艺也没有。《发小玉平》一文，讲的既是玉平个人的命运，也是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

霍东征上小学时与我同桌，我是班里的尖子生，他是学习成绩最差的学生，但我们俩关系要好。几年前他当了村主任，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我发现他是一位很有企业家精神的村主任，而企业家精神是我过去几十年研究的主题。他自己贴钱为村民干事，很让我感动，我就写了《村主任霍东征》一文。没想到这篇文章还帮了他的忙，让他梦想成真，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家乡建设。

我在成长过程中得到许多人的帮助，我作为经济学家的所思所想受到很多人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难以言说。在这些人中，有我的中学老师、大学同学，也有我在农村时的领导，还有我工作后结交的朋友。其中有些人不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忍不住就把他们的故事写了下来，这就有了《时雨春风李务滋》《同学田丰》《公社书记曹志勤》《命运多舛刘佑成》《非典型官员王六》《挂面书记和柳青作品收藏家》等文章。

当然，我能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最重要的是我遇到了几位杰出的导师，特别是西北大学的何炼成老师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他们不仅教给了我经济学知识，而且培养了我的治学精神。杨小凯先生虽然不是我的正式导师，但他与我亦师亦友，给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的经济学观点深受他的影响。可以肯定，没有他们，我肯定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写他们，既是出于对他们的感谢，也是邀请他们继续激励我、监督我，虽然他们三人都已入天堂。

如果说现在的我是一幅画，或明或暗，或深或浅，19年的农村生活就是画的底色。没有这种底色，我将不是我。如果说现在的我是一棵树，根就深深扎在陕北的黄土地中，这块土地虽然贫瘠干燥，但我一直能从中汲取营养，因为我的根很深。没有了根，我将会枯萎。《我的中学岁月》和《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一点。

小时候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但现在人们都说我是一名经济学家，并且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所以说，人生是一连串的偶然。至于偶然中是否包含着必然，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本书讲的是土壤的故事、园丁的故事，不是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