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联邦党人文集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目录

前言

导言

一、辛提莱尔：信札

二、联邦自耕农：致共和党的公开信

三、布鲁图斯：随笔

四、宾州制宪会议少数派就宪法异议致选民的公开信

五、阿格里帕：信札（Ⅰ-Ⅺ）

六、农场主：随笔

七、公正审查者：随笔

八、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州批准宪法会议上的演讲

九、米兰顿·史密斯：在纽约州批准联邦宪法会议上的演讲

文献目录

译者后记

精彩书摘

迄今为止，除了授权给国会，我们好像看不到哪里有危险，而现在除了国会外，其他机构并不缺乏权力。但是，如果不对这些罪恶将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弥补进行审查，就匆忙迈出下一步，打算把几乎所有的重要权力都转让给国会，并且不附加任何限制。在这里，邦联的缺陷被无限夸大，我们感受的任何痛苦统统都归咎于邦联。由此推断，这势必带来原则的根本变化，也就是政府形式的变化。关键在于，有关联邦的权力全都建立在逻辑推理上，却与经验以及健全的政治理性完全对立。

据说，联邦首脑必须掌管战争与和平事务，提供共同防卫，为了这一目的，理当拥有所有必要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无论钱袋和刀剑，还是集中财力人力，建立民兵等，都是实现这一目的必要手段。因此，联邦首脑应该拥有这些权力。这些更多都是似是而非的推论，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任何政体而言，这些权力都不可或缺，为了公共安全而行使这些权力也绝非多余。

不过，这并不准确，那些官员或国会议员们最直接的职责是提供共同防卫，在这一点上，他们理当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但很明显，在人民的自由并未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们不应该握有这些权力。长久以来，人们都认同这一道理，即在一个自由政府中，钱袋和刀剑不能放在政府的同一部门之手。我们的祖先明智地将其审慎地分散在不同部门之手，将刀剑置于国王之手，并设置严格限制，而钱袋则由下院单独掌握。诚然国王拥有战和之权，但其职责是提供国家的共同防务。

迄今为止这一权威还在运行——一个精通政府科学的民族不会认为，为了共同防务和普遍安宁，委托权力给某人是必须而且有益的，因此，掌握不受限制的权力就不成问题，即便在任何程度上都是如此。如果他能履行职责保护民众，并独立掌握这些权力，那么他所采用的一切手段，就应该符合公共利益，并尽可能便捷。但英国人深知，国王不受限制的权力对他们的自由与幸福构成的重大威胁，远远超过他们可能面对的外部强敌和内部骚乱，虽然他们规定国王的责任是保卫帝国，但他们还是明智地将一些权力置于其他政府部门之手，下院分享着这些权力，并控制着财权。

在荷兰，他们的最高领袖必须提供共同防务，但他们仰仗的财力，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对各邦或地方议会的财税请求上。理性与事实都表明，不论对于行政官员或联邦首脑是否方便，他们都要立即地负责国防与安全，他们必须单独、自主、直接地掌握所有财富。如果这些文官或领袖从来就不掌握这些权力，民众的自由将面临危险。这些事关国民智慧和自由，同时又让人忧虑的权力，除了将其置于国家体系中的主要成员那里之外，将没有任何地方会让人放心——在那里，这些权力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府，就如同不列颠那样，这些权力分割开来，并寓于主要成员之手。

但在联邦共和制下，则完全是另外一种组织模式。一般来说，人民建立这种政府是由于国土过于辽阔，以至于他们无法在一个立法机构集会，或者说无法在一个单一政府下，依据自由原则来执行法律。为了地方性目的和管理他们内部事务，他们在地方议会集会，为了他们整体性目的，他们将各州联合起来置于联邦领导之下。邦联共和制的本质特征在于，其首脑机构依附于、受限于地方政府。这是因为，事实上，在这些单独的各州里，人民能够充分集会或被代表。

因此，我们经常发现在这种政府里，立法的权力置于几个部门之手，受到相应约束并予以明文规定。由人数众多的议员构成的地方议会，行使着强有力的监督之权。智慧之士常常将控制权置于那些人民得以真正代表的众议院那里。在拟议中的体制中，联邦首脑几乎拥有他们能够拥有的所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一旦这些权力运行起来，就势必改变这个政体，并威胁到自由。

我认为，在这种政府形式下，它已经完全表明，人民拥有的不过是一个虚幻的代表制，他们的自由和权利的保证也不过是一种幻觉。在邦联共和制里，依照事物本性，代表制这个分支机构，理应是一个代理性的机构和权力的托管者，处理税赋和军事等相关事务；我认为，我们面前的这个方案独一无二，完全混淆了这些政体原则的差异。我不是想为各州没有按比例缴纳税款的不当懈怠开脱，而是想要提出弥补之策，我们应该接受理性与事实的统治。

前言/序言

这一妙喻生动传神地表达了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理论，让人不禁联想到历史那“沉默如海”的一面：历史乃是由千千万万人的生命、生活而构成的深邃无比、绵延不息的生命巨流，而真正能够在历史的书写中被记录下的人类思想与行动，充其量就像翻腾喧闹的浪花一样，只是这历史之海中的极少部分。大多数情况下，由于书写技术和材料的局限，由于历史的书写要服务于统治合法性的谋划，更由于表达历史记忆的话语权总是优先归属于统治者、精英等历史上的成功者、胜利者，种种原因造成了历史书写与历史记忆中无情的过滤遮蔽机制，使小人物、失败者或非主流的声音不可避免地被“遗忘”、屏蔽，消失于历史的“沉默之海”。尽管历史上有些失败者还曾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但是由于他们在历史面前已经被证明是“错”的，其思想、声音当然也很容易被淘汰、遗忘，成为历史中的失语者。

面对这历史的过滤一遮蔽机制，即使号称“自由”、“宽容”的美国也不例外。比如，一提到美国建国与制宪的历史，人们就很容易想到华盛顿、富兰克林、麦迪逊这类居功至伟的建国先贤，想到他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对美国宪法的激情辩护与睿智阐述，有谁会注意这场论战的对手——反对派的声音？作为失败者，这些宪法反对派除了给人留下“思想偏狭”、“鼠目寸光”的印象之外，从此失踪于茫茫历史之中。

然而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和乐趣恰恰就在于，尽可能打捞遗失于历史长河中的生活“碎片”，给出更为完整的拼图，逼近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呈现出人类生活的丰富内涵与质感。由此而言，那些被遗忘、被遮蔽的思想和声音一旦被重新发现，被激活，自是弥足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赫伯特．J.斯托林（Herbert J.Storing）率先整理出版的七卷本《反联邦党人全集》，让沉默200多年的制宪反对派们浮出历史的洋面，发声“冒泡”，这对学术研究真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而莫雷·佐伊的这本《反联邦党人文集》则是以斯托林《全集》为基础的节选本，杨明佳老师将其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对于研究美国建国和制宪的历史，乃至对理解美国宪法的精神，都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正如赫伯特·J.斯托林教授在为《反联邦党人全集》写就的长篇导言、后单独出版的《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尽管反联邦党人本非一个固定的政治团体，其主张不尽相同，但还是可以发现他们有一些基本相同的政治主张①，比如，他们一般都是保守主义者，主张维持现状，维护既有的法律、联邦体系和独立宣言所确立的基本价值。他们认为，既然有了《邦联条款》，就不必再要新的宪法，通过新宪法所带来的激烈变革于法无据，有悖于美国革命的最初原则。再就是，他们都主张建立以州为基础的小型共和国，反对新宪法想要建立的是一种权力巨大的“总体国家”或大共和国。他们提醒世人要警惕“追求大国共荣的危险梦想”，认为建立大国势必无视各地之间的差异，强行纳入统一管理，导致不公和侵犯公民的权利。而只有州才与个人的权利有内在联系，才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好单位。在一个以州为基础的小共和国，人民会自发地依恋政府和服从法律，政府也会真正履行对人民的责任，而且只有这样的小共和国才能产生维系共和政府、具有美德的公民。又比如，他们更重视对政府权力的防范和限制，更强调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护。他们认为，为了防止多数人的篡权和暴政，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必须小心翼翼地、“心怀吝啬之心”地对政府授权，必须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平心而论，与那些政治经验老到、对美国政治深思熟虑的联邦党人（护宪派）相比，这些宪法反对派的质疑确实有些不够“成熟”、“全面”，有的近乎吹毛求疵，而他们自己却拿不出什么可行的替代方案，甚至有时候会自相矛盾，在论战中不知不觉地滑到了对手的立场上。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在这场论战中成为了失败者，在1787年宪法“伟大成就的光环下”，从此走进了“不见天日”的历史深渊。

但是，一旦我们以更为开阔的胸襟去倾听这历史深处宪法反对派的声音，就会发现他们“在美国建国的历史对话的贡献”，甚至会发现他们还“活在”美国宪法和美国政治制度的自我调节、完善机制中！因为，正是他们这些反对者的声音，正是他们所表达出的对“大共和国”政府权力近乎挑剔的质疑、不信任，大大强化了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防范、警惕和监督权力的意识，以及保护公民权利的观念，后来作为美国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的统称）能够获得通过，主要就是得力于这些反对者的努力。不仅如此，这件事情本身还在美国政治中开创了一种新机制，这就是在对话、妥协中不断完善校正其制度的机制。

因此，搜集出版这样一本美国宪法反对者的文集，并将其翻译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们，首先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美国建国、制宪的历史以及美国政治制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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