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世界银行前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哈佛大学知名教授丹尼尔·贝尔，鼎力推荐

近些年来，文化因素在人类进步中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

本书从文化与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发展、文化与性别、文化与少数族裔、亚洲的危机和促进文化变革等多个维度入手探讨了文化问题。作者探讨了何种文化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抑或阻碍了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文化与民*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文化是否有优劣之分，应该承认一种文化比另一种好，还是要尊重所有文化？文化在男女平等和少数族裔问题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了全球经济运作模式？对于文化变革，我们应如何面对，持何种态度，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哈佛大学博士、教授，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政治学会前会长。主要著作有《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第三波：20世纪末民*化浪潮》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等。

文化的作用

塞缪尔﹒亨廷顿

20世纪90年代初，我碰巧浏览了加纳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统计数据，惊讶地发现两国当时的经济水平何其相似：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相等。在经济构成方面，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彼此相近；绝大部分的出口是初级产品，韩国当时仅生产为数不多的若干工业制成品。它们接受的经济援助水平也差不多相等。30年后，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经济名列世界第14位，拥有一些跨国公司，大量出口汽车、电子设备及其他高级制成品，人均收入接近希腊的水平。此外，它在巩固民*体制方面也取得长足进展。加纳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1/14。发展快慢相差如此悬殊，能作何解释呢？ 无疑，这当中有多种因素，然而在我看来，文化应是一重要原因。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加纳人的价值观则有所不同。简而言之，文化在起作用。

另一些学者在90年代初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这反映出一个重大的事态发展，即社会科学界重新对文化大感兴趣。早先，在40年代和50年代，曾有不少学者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种社会，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别，解释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当时有关的学者包括米德、本尼迪克特、麦克莱兰、班菲尔德、英克尔斯、阿尔蒙德、维尔巴、派伊和利普塞特等人。这批学者著述甚丰。然而，在其后的60年代和70年代，学界对文化的研究一度显著减少。到了80年代，对文化这一变量的兴趣开始回升。此时，最引人注目和最有争议的一部早期著作，是哈里森——一位前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撰写的《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案例》，1985年由哈佛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出版。此书以彼此对应的个案研究表明，在多数拉美国家，文化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哈里森的分析引起了经济学界、欧美拉美问题专家和拉美知识分子的一场抗议风暴。可是，几年之后，这几个方面的人士大都开始看到他的论断有道理。

这时，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文化因素，用它解释各国的现代化、政治民*化、军事战略、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行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联合与对抗。为本书撰文的学者当中，多数人都在这一文化复兴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取得了成就，而引起的反应之一是出现了贬低文化作用的反动向，它象征性地和明显地表现在«经济学家»周刊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刊载的一篇文章里，这篇文章以高度怀疑的态度评论了福山、哈里森、卡普兰、普塞特、普特兰、索厄尔以及鄙人的近著。就这样，在学术界展开了一场论战，一方认为文化是影响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另一方则坚持一些普遍适用的解释。例如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是决定因素，有些政治学家主张“理性选择”论，有些国际关系学者主张新现实主义。读者会发现本书中也包含若干此类观点，因为本书有意要收纳与书名主旨不同的意见。

关于文化在人世间的地位，最明智的说法或许就是莫伊尼汉的两句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为了探讨莫伊尼汉所说的这两条真理的正确，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在哈里森的主持下，组织了这一研究课题，本书即是主要的但并非唯一的研究成果。要回答的问题是：文化因素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能影响到何种程度？ 如果确有影响，又该如何消除或改变文化对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障碍，以促进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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