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合作与秩序

精彩书摘

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解，那就是把经济学视为“关于资源分配”的科学，也即在给定约束条件下，如何达到最优的学问，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福利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可以纳入这一理论框架中。然而，当经济学被如此理解为“分配科学”之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两个结果，一个是这门学科越来越形式化，变成所谓的“技术性”手段，而失去其作为“社会科学”所应具有的特征；另一个是沦为政府干预的工具，因为再分配恰恰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对于经济学的这一状况，人们不免会质疑，这是经济学的正道吗？经济学本来就是这样的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其实，经济学还有另一种“合作与协调”范式，相信它更能代表经济学本应发展的方向。

事实上，人们对这种范式并不完全陌生，如里德的名篇《铅笔的故事》就广为人知，它生动地描绘了市场合作的图景，给人以深刻印象。若按学科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可以归入这一范式，例如当代奥派经济学家博特克（Peter.J.Boettke）的《活的经济学：昨天，今天与明天》就是这一范式的佳作之一。虽然“分配范式”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色诺芬，它比“合作范式”更早，但赋予经济学学科其独特性的却是“合作范式”，而非“分配范式”，要知道，在分配范式下，经济学的学科独特性是不显著的，那样的经济学更像是理财学、管理学等。我们之所以欣赏“合作范式”，是出于学科性质的缘故，另外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其实也是“合作范式”的代表人物。

说到《国富论》，人们自然会想到这《市场的合作与秩序》开篇所讲到的“分工”，但斯密所关注的焦点仅仅是分工而已吗？非也，要知道，与分工联系在一起的是合作，合作其实先于分工，若一个人对其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中是否为人所用，并从中获利毫无把握，恐怕他根本不会去生产它。另外，任何一种分工都是建立在合作基础之上的，离不开与他人的合作。博特克曾指出，《国富论》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关于陌生人之间如何合作的书。人们确实都追求“自利”，但斯密所关注的并非“自利”这一行为假设，而是关注促进合作得以实现的“制度的特征”，或者说，关注那种能够将自利转化为公益的制度的特征。

前言/序言

几乎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空气、水和粮食这些必需品的重要性，但其实还有一样东西，其重要性不亚于上面提到的空气、水和粮食，离开它人类同样是不能生存的，这个东西就是“市场”。在现代社会中，维持每个人日常生活所需的东西大都不是他自己生产的，而是从市场中获得的，他人为我们提供了所需要的东西，我们也为他人提供了所需要的东西，这一切都没有人在那里控制，如斯密说的，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那里发挥作用，市场像空气一样看不见，但谁也离不开。

放眼全球，那些否定市场、实施计划体制的国家，没有一个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在这方面，中国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国民经济基本崩溃，人们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也迈入了小康社会，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成就无疑要归功于市场经济的力量。

人类的市场经济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这也许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16-17世纪流行的是具有浓厚干预主义色彩的重商主义，以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为标志，18世纪自由市场经济取代重商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大危机爆发后，具有强烈干预主义特征的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又风靡全球，很多国家还先后取消了市场，推行计划体制，全世界近乎半数人口遭受到了计划经济的磨难，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又开始市场化改革，中国也几乎在同时开始市场化改革，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放弃了计划体制，市场经济在全球似乎已经占据了上风，但总是伴随着干预主义。在未来，就像历史上发生的那样，人类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弯路，甚至向后退也不是没有可能，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需要正确地“认识”市场。

正确地“认识”市场非常重要，20世纪计划体制的流行就与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的认识不够准确有着直接的关系。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见物不见人”，他们不仅把财富等同于“剩余的财物”，而且还把生产财富的因素概括为“生产要素”，即土地、资本和劳动等，如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穆勒就认为一个社会生产的增加依赖于这些要素的增加与改善，他们还从物的角度理解“价值”，如李嘉图就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投人物的耗费。还需指出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物”是抽象的“总量”概念，是指某“类”商品或要素，而不是具体情境下人们使用的“物”。古典经济学家正是把要素及其产品作为抽象的“物”来研究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问题的。二是“均衡”的方法，古典经济学家使用均衡，尤其是供求均衡法研究“物”的价值和运行，比如穆勒，他不像李嘉图那样认为所有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的耗费决定的，而是认为某些商品的价值是由供求状况决定的，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延续了这种均衡分析法，并把它“发扬光大”。

古典经济学家用简化了的“经济人”代替真正的人，“经济人”是可以用“函数”描述的人，使用同一个函数描述的人当然也是同质的，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是这么做的。“人”和“物”其实被同样处理，无非“人”是用函数描述，而“物”是用其本身的物理属性描述的。实际上，在均衡的分析方法中，个体的人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劳动力，或人力资本这样的物。

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所隐含的是，当达到均衡状态时，所有人都达到最优状态。换句话说，个体是否实现最优不取决于他本人的行动，而是取决于外部的状态。因此，最重要的就是实现外部的均衡。这就给干预主义和计划体制可乘之机。按照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市场自身不能达到均衡，即存在所谓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出手纠正，使之达到均衡，这样，所有的个体都实现了最优。这一思想为干预主义，也为计划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无论是“干预”还是“命令”，都是实现均衡的手段，既然可以用“干预”来纠正价格实现均衡，那么也可以直接用“命令”来取代价格实现均衡，干预和命令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实现均衡目标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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