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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先知书店 先知书店店长说 2024年08月31日 11:58
长久以来，没有哪位历史学家比他更理解历史真相背后的逻辑，也没有哪位历史学家比他更追求和敬畏真理。
即使你没听说过他的大名，也一定听说过他的那句警世名言：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他的另一句话同样脍炙人口：
“每个时代，自由都面临着四大挑战：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财富不均的怨恨，无知者对乌托邦的向往，无信仰者将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
历史巨擘汤因比说，他是“近代西方史学家中最伟大的头脑之一。”
“乌托邦的掘墓人”哈耶克读过他的作品后感慨，现代的学者已经少有谁能像他那样，“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向世人揭示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这位了不起的历史学家，就是第一代阿克顿男爵：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通常，人们都称他为“阿克顿勋爵”。
超凡脱俗的“阿克顿史观”：文明的底层逻辑是道德
通常，现代史学家都恪守一项原则，那就是只叙述历史真相，而不对之做任何道德评判，甚至将宗教、信仰和道德视为历史进步的绊脚石。
但阿克顿勋爵则完全不同，他不仅犯了“大忌”，还将历史视为“宗教的真实证言”，始终带着强烈的审慎与平衡意识，坚持“以道德评史”为自己无可推卸的职责。正因如此，他被后世人称为“历史的裁判官”。
阿克顿说：
“道德戒律亘古不变，不随环境变化而变化。观念时常反复，行为规则经常变化，信条亦有兴衰，唯独道德法则铭刻在永恒之碑上。”
在他看来，文明的底层逻辑是道德。无论历史、政治还是宗教，如果失去了道德原则的约束，就将变成对屠杀的召唤——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今日世界的危机，都是阿克顿预言的应验。
人类想要穿透真相的迷雾、历史教训的循环，就必须回归宗教和信仰，回到对人本身的关怀，接受道德判断作为最终的裁决者。
阿克顿的思想精髓在于，把宗教价值注入世俗生活，又把世俗价值注入宗教生活，以此实现一种调和与超越。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伯认为，阿克顿最伟大之处就在于此：
“他给政治带来了先知的道德热忱，给宗教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家的人道关怀；他给这两者同时带来一个真理——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
阿克顿堪称史学界的“苏格拉底”，述而不作，学问极深，却几乎没留下什么著作，《自由与权力》《法国大革命讲稿》《近代史讲稿》等书，也基本是由他的弟子们将他的书信、讲稿汇集而成。
尽管如此，阿克顿却几乎以一己之力重新定义了历史。他的思想，不仅超越了他所生活的时代，更成为当下世界最宝贵、最急需的一种思想遗产。
先知的诞生：历史研究需要科学，更需要道德
1834年1月10日，阿克顿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他的父系祖先历史悠久而尊贵，祖父是那不勒斯首相；他的母系祖先则更为可敬，是神圣罗马帝国首批贵族达尔伯格家族。
3岁时，阿克顿父亲去世。6岁时，母亲改嫁给一位英国贵族，也就是后来的格兰维尔伯爵，并把家搬到了英国。国际化的生活背景，让阿克顿从小就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四门语言。
14岁以前，阿克顿一直就读于沃里克郡奥斯科特学院，师从枢机主教尼古拉斯·威斯曼博士。后来，他去了苏格兰爱丁堡学习。
1850年，16岁的阿克顿由于信仰天主教，被剑桥大学拒之门外。因此他去了慕尼黑，师从著名神学家伊格纳兹·冯·多林格。多林格对知识和学问的尊敬，鼓舞了这个年轻人对历史研究的热爱，并将“学术自治”的原则刻入他的灵魂。
在慕尼黑求学期间，阿克顿还曾师从“史学界中的歌德”兰克。兰克是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兰克学派的创始人，是近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阿克顿从兰克那里，深刻体会到科学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并将兰克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但在阿克顿看来，历史绝非从材料中可以获得的纯粹事实，而必须有道德和信仰贯穿其中。于是他在兰克的科学方法之上，加入了自己的道德评判，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研究方法。
这是一种“禁忌”，更是一种超越。由此开始，阿克顿逐渐成长为一代古典自由主义大师，维多利亚时代最博学、最睿智的人之一。
对集权的警惕：政治在于权力制衡，分歧在于道德原则不同
阿克顿很尊崇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1853年，19岁的阿克顿，也像托克维尔青年时期一样，到美国游历了一番，亲眼看到了当时美国的民情和政治体系。
阿克顿对美利坚式的联邦政治分权架构非常推崇。他认为，自由在于权力分配，政治在于权力制衡。
宪法的目的不是确认任何利益的支配地位，而是阻止这样的事发生。法律必须同等地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财产和生命安全，使穷人免受压迫，使富人免受嫉妒，把自由纳入法律的框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阿克顿的这种分权制衡的观念无比坚定，以至于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他完全支持南方邦联。他认为，“政治分歧本质上取决于道德原则的不同”。美国北方政府与南方邦联的分歧，在于他们的出发点完全不同。
人们通常认为，美国南北战争仅仅是为了解决奴隶制问题。但在阿克顿看来，这里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北方贪婪的工业利益集团、狂热的废奴主义者及全国性权力的支持者，企图让南方屈服于中央政府的违宪的统治；南方誓死捍卫的并非奴隶制，而是想守护宪*联邦主义。
南方邦联更多地保留了洲权，北方政府武力统一的行为加强了中央集权，而在所有的历史先例中，中央集权都会导致暴政。
于是，阿克顿给当时的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提供了一份笔记，使得英国政府中许多人转而支持南方。
阿克顿并非赞成奴隶制，他认为，无论文明人还是野蛮人，富人还是穷人，奴隶还是奴隶主，所有人生来都是自由的，他们都是上帝的孩子。
奴隶制的确应当废除，但不应当通过如此暴力的方式废除。南北战争削弱了美国的分权制衡机制，它让一部分人获得了自由，同时却损害了更大的自由。
对宗教与科学的调和：科学真理只能维护真正的信仰
除了美国，阿克顿还游历了欧洲各国。尽管他出身贵族，但却以谦逊和脚踏实地著称，经常与各行各业的人交谈。
他认识了每一个值得认识的人，同英国、欧洲大陆，甚至美国的几乎每一位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和天主教平信徒，以及很多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都建立了私交。1855年，他还作为继父格兰维尔伯爵的秘书，前往莫斯科参加了俄罗斯亚历山大二世的加冕典礼。
1859年，阿克顿返回英格兰定居。25岁的他成为了英国天主教杂志《漫步者》主编，并在此后撰写了大量文章，表达自己所追求的学识和真理的纯正精神。
但他所提出的“圣经考据”、教会史研究、和对当时天主教的直率批评等话题，招致了少年时的导师威斯曼等越山主义者的责难。
但阿克顿并不为所动，几乎每一期都借机强调这样一种道德观：信仰与知识、宗教与科学应当和睦相处，不要相互畏惧；教会的世俗利益不应同其终极目的混为一谈；教会当局必须克制自己，不要去否认令自己不快的历史事实，或掩盖有可能使不信教者感到高兴的科学发现；科学真理只能维护真正的信仰。
阿克顿把自己的思想称为“神正论”，为上帝的善良和对世界的护理辩护。这样的思想，既不被当时的很多天主教徒所接受，也很难被当下的很多科学的信徒所接受。但阿克顿就是阿克顿，他坚定地捍卫宗教和科学自由，他追求的只有真理。
对自由的追求：宗教义务是自由主义的真正基础
同样是在1859年，在继父的影响下，阿克顿开始从事政治。他以爱尔兰卡洛自治市代表的身份，成为了英国下议院议员，持续6年。
阿克顿从政的初衷，并非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实践自由理念。在他看来，“自由和良好的政府并不相互排斥；他们应该有很好的理由走到一起。自由不是达到更高政治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这是因为“道德取决于自由”，而自由又与宗教密切相关。
阿克顿完全承认“政治权利直接源于宗教义务，并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真正基础。”
1865-1866年，他担任布里奇诺斯选区议员。1868年再次参选，可惜并未成功。但从政经历让他结识了一位终生的莫逆之交，他就是英国的一代名相——威廉·格莱斯顿。
格莱斯顿比阿克顿年长25岁，很欣赏阿克顿的才华，并在此后受阿克顿影响颇多。英国评论家马修· 阿诺德曾评论说“格莱斯顿影响了身边所有人，除了阿克顿，相反他受了阿克顿的影响。”
1869年，在格莱斯顿举荐下，阿克顿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男爵，成为了贵族院成员，从此，阿克顿就被世人称为“阿克顿勋爵”。后来，在担任格莱斯顿内阁顾问期间，阿克顿还尽陈自由思想理念，倡导爱尔兰地方自治。
阿克顿的从政经历，加强了他对政治的判断。他曾这样写道：“有许多事情政府不能做，有许多好的目的政府必须放弃。它必须把它们留给别人的事业。它不能养活人民；它不能使人民富裕；它不能教导人民；它不能改变人们的信仰。”
对教廷的批评：专制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总是伴随着道德的败坏
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逐渐走向统一，教宗的世俗权力面临土崩瓦解。但阿克顿却从这场“罗马问题”的危机中，看到了教会的生机：当它不再为俗权所累，超然于民族之上，它才能最好地服务于信仰的事业。
然而，1869年12月至1870年7月之间，召开的第一次梵蒂冈会议，击碎了阿克顿的美好期待。罗马教廷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一条旨在加强教宗权威的教义，即“教宗永无谬误”说。
除了会议的最后六周外，阿克顿一直呆在罗马。期间，他用化名发表了很多文章，揭露了很多内情，并以最激烈的言辞批评庇护九世领导的罗马教廷。
阿克顿认为，永无谬误说之所以最终能够成为教义，是因为它是利用故意的谬误完成的。“用以支持永无谬误说的整个传统结构、法律和教义，以及教宗们的实际专制制度，都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
阿克顿的观点，得到了导师多林格的坚定支持。多林格拒绝服从教令，结果遭到绝罚被开除教籍，并被驱逐出慕尼黑大学。阿克顿本人也险些被逐出天主教会，因为是平教徒身份，教会内地位不够高而幸免。
阿克顿无力改变现实，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异见，认为教宗也是会犯错误的。1887年他写给克莱顿主教的信中的一句话，或许更能表达他的隐忧：
“伟人几乎都是坏人，即使他们行使的是影响力而不是权威，如果再加上权威腐化的倾向或必然性，情况就更糟了。”
在阿克顿看来，无论什么样的权力，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集权的还是民*的，只要是专制的权力，就总是伴随着道德的败坏。
对世界的信念：世界永远不会完美，神的智慧体现在逐渐改善
虽然宗教已经破相百出，但阿克顿依然笃信基督并未失败。因为在他看来，超然于人类之上的神的统治智慧，并不体现于世界的完美，而体现于世界的改善。阿克顿也始终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做出点滴的改善。
改变世界从改变自己和家庭开始。阿克顿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收集大量藏书，并计划写一部《自由的历史》。
后来他的藏书相当可观，达6万册之多。但阿克顿读书，只为增加知识而非为了汲取智慧。智慧与知识不同，它只来自于神的恩典。“如果没有智慧和知识的指引，虔诚有时会产生顾虑，信仰有时会产生迷信。”
31岁那年，阿克顿与表妹玛丽·冯·阿科-瓦莉结婚。两人育有一儿两女。作为一个天主教徒，阿克顿非常重视家庭，除了读书和公共事务，大部分闲暇时光，都是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度过。
随着个人知识越发丰富，再加上独到而深刻的洞见，阿克顿的声誉越来越大。一项项荣誉接踵而至：慕尼黑大学荣誉哲学博士学位、慕尼黑皇家研究院院士、剑桥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牛津大学民法学博士学位、牛津万灵学院院士。
除此之外，1892年，他还获得了一个奇特的荣誉官职——维多利亚女王的侍卫官，并任职3年之久。不过这个职位既不沉重也不令人生厌，他借机收集了不少新的藏书和宫庭文献。
1895年2月，约翰·西利爵士去世后，已经61岁的阿克顿被任命为剑桥大学近代史皇家钦定讲座教授。正是在这个职位上，阿克顿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极具智慧的思想资源。
对历史教训的提炼：历史不仅关乎真相，更关乎道德与信仰
许多进步主义者认为，历史是一种负担，应该被扫进垃圾堆。但阿克顿却认为，“进步”被无信仰者当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如果过去是一种障碍和负担，那么了解过去就是最安全、最可靠的解脱。历史不是记忆的负担，而是心灵的启迪。”
他在剑桥大学的就职演说《论历史研究》，给当时的莘莘学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讲述的法国大革命史和近代史两门有价值的课程，渊博而无滞涩，机智而不卖弄，叙述流畅而逻辑清晰，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后来被弟子们整理成两本著名的书——《法国大革命讲稿》和《近代史讲稿》。
从法国大革命的悲剧中，阿克顿预感到了世界整体性的危机，他对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感到无比厌恶。
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内压迫少数族群，好战黩武的帝国主义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它们都以自由为借口扭曲了历史真相，它们都把单一的目标当成国家的最高目的，它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专制。
然而，唯有基于道德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历史的道德不是阶层的、割裂的，而是平等的、普世的。历史不仅关乎真相，更关乎道德与信仰。
为了对抗错误的观念，避免自由被错误的哲学和狂暴的激情所误导，阿克顿特别强调整体史观，融客观性、科学性和道德性于一体，强调自由和信仰的重要性，将基于道德的自由视为历史发展的主线。
他在1899年和1900年负责的《剑桥近代史》项目，就是这种基于道德的整体史观的一次集中体现。他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其中，试图用这部书总结历史最重要的教训，但却因此耗尽心力。
遗憾的是，他没能活着看到《剑桥近代史》的完成，但这部巨著却是在他的编辑计划下完成的。
为什么阿克顿在晚年格外执着于近代史？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对于近几个世纪有怎样的观念，他大体上就会成为怎样的人。”“近代史与我们联系紧密，这是一个有关生死的深刻问题，我们注定要通过它找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洞见。”
生命的尽头：“只有信仰，才能使人死得痛快”
1901年春天，阿克顿的身体垮了。医生诊断他有“强烈的痛风倾向”，于是他回到了巴伐利亚山上的小木屋，泰根塞的阿科别墅。他预感到命不久矣，深感自己一生碌碌无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已到了生命的尽头，而我的任务还没有开始。”
阿克顿的学问阻碍了他的前进，他知道的太多了，他的良知太敏锐了，他不能轻易地写作。他曾谈及导师多林格，“他因博学而无法写作”，这样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资料不完备他不会动笔，然而对他而言，资料总是不完备。”
与破碎的尘世理想相比，阿克顿的信仰始终是完整而坚定的。这也成了他最重要的安慰。他曾做过一个笔记，“只有信仰，才能使人死得痛快。”
1902年6月19日，阿克顿遭受了严重的中风。在接受了教堂的最后仪式后，他于下午3点在他妻子的怀里去世，享年68岁。他穿着华丽的深红色剑桥长袍，被安葬在当地湖边的墓地里。他的坟墓在20世纪下半叶失去了墓碑，今天没有任何标记。
阿克顿勋爵去世时，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他的知识的广度、深度和人性都是无与伦比的。阿克顿相信，信仰和自由必须齐头并进。他带着尘世的遗憾离开，但却安眠于信仰和自由之中。
赢得生前身后名：阿克顿的八项思想遗产
阿克顿勋爵去世后，他的6万册藏书被“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购得，后来辗转赠予约翰·莫莱，最终捐赠给剑桥大学收藏。至今在剑桥大学仍能看见这些藏书，其中满是阿克顿的注释。
2002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成立的阿克顿商学院，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但阿克顿最重要的遗产并非这些东西，而是他以审慎超然的姿态高居于各种纷争之上的那些思想洞见。概括起来，他的思想遗产至少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科学观：阿克顿提倡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科学调查，认为“历史不容回避、不容争议，它必须建立在文献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意见之上。”阿克顿对历史所做的道德评判，都是建立在这种审慎、严谨的科学态度之上，而非一己偏见。
·宗教观：阿克顿认为，宗教虽然在历史上因人性的缺陷而存在诸多弊端，但它始终在沿着一条自由之路演进，尤其是清教革命之后，宗教改革的遗产扩散到了政治方面，塑造了以自由为核心的近代共和国。
·政治观：阿克顿提倡把自由当作政治的最高目的，以分权机制确保自由。他认为君主制容易变成专制，贵族制容易收缩为寡头制，民*制容易扩大为数字至上，“危险不在于某个特定的阶级不适合统治：每个阶级都不适合统治。”
·自由观：阿克顿认为，自由是道德的基础，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基本要素。自由意味着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权威、习俗、舆论、和多数人的影响而受到保护。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的最可靠标准，就是看个体公民享有多少地位和安全。
·民*观：阿克顿对民*充满警惕，民*的共同缺点是无视道德，通常容易导致垄断和集中权力，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在他看来，“人民的意志不能使不公正的事情变得公正。”“受少数人的压迫是不好的，受多数人的压迫则更糟。”因此，“联邦制是对民*最好的约束”。
·民族观：阿克顿信奉兼容并包的自由观念，持有一种十分开放的民族观，认为多民族和平共处的国家本身就是自由的象征。哈耶克曾特别建议，把阿克顿的民族理论作为战后消除德国狭隘民族情绪的基本原则之一。
·历史观：阿克顿认为，比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历史思维，“发展、完善和武装良心，是历史的伟大成就。”如果想要在未来活得自由，就必须对历史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然而，“历史是位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
·道德观：阿克顿相信，“我们行为的真正向导不是外在的权威，而是上帝的声音。”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真理和美德，都来自“内在神圣精神的恩典”。道德是文明的底层逻辑，“不管我们有多坏，人性中始终存在一种道德本能，它能减缓这种堕落变坏的过程。”
总而言之，阿克顿勋爵无愧于“历史的裁判官”这一称号。他深邃而通透的思想无远弗届。对自由的信念，对权力的警惕，使他成为先知般的预言者。
他的道德史观超脱于所有一般史学家之上，他追求的是维护人类永恒的精神利益，他将道德从许多不公正的责难中拯救出来，让世界重新认识历史中无价的教训，他几乎以一己之力重新定义了历史。
阿克顿勋爵的思想遗产，既是对历史教训的高度总结，也是当下这个越来越撕裂的世界最亟需的精神财富。他的每位读者，都能在他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思想的力量，汲取到智慧的洞见。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阿克顿作品集”，即上文提到的《自由与权力》《法国大革命讲稿》《近代史讲稿》三本书。这三本书是阿克顿思想遗产的高度浓缩，均具有极强的时代穿透力。其中《自由与权力》曾一度绝版，《法国大革命讲稿》曾多次售罄，《近代史讲稿》是2021年重新翻译的版本，译文更加准确、流畅。
三本书，每一本都是经典，感兴趣的书友不要错过。长按下图，即可一键收藏（还可一并选购，在阿克顿主导的《剑桥近代史》基础上完善而成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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