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里:在陈乐民先生面前,我们都是“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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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参考 2024年09月01日 07:01 

刘苏里老师在做客先知书店时讲到一则小故事:多年前,陈乐民先生与夫人资老一起参加一场座谈活动,刘苏里老师也在场。谈话过程中,资老说了这样一句话:相对于陈先生,其实我们都是“野蛮人”。

资老的这句话,需要解释后才能真正明白。她是说,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文脉都断了,我们就像从原始森林走出来的原始人一样,没有根脉。对于西学,我们没有吃透,对于中学,我们已然遗忘,无论中西,我们都是野蛮的。

资老的话道出了一个悲哀的文化现实,但也道出了陈先生身上独有的一种特质——“真正学贯中西的人”。刘苏里说:“不敢说陈先生是学贯中西的最后一人,但也差不多是最后几位了。”“学贯中西”似乎是一个被用烂了的词,但真正的学贯中西,肯定不只是知识与观念上的,它必须内化到一个人的文化心灵与日常生活之中。而陈先生在行为、日常生活中处处都是上个时代美好事物的印记,文脉在他身上并没有断。

陈先生追求启蒙,是在文脉中国的根基上展开的,所以人们又称他为“一身跨两代之人”,最后的“五四孑遗”。

陈乐民曾这样一针见血地剥开“启蒙”对于一个国家及民众的重要性,他说:「所谓“民智”,民众的思想如果打不开的话,不管你什么制度,都没有用处。」这句话振聋发聩,回顾历史也是如此,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启蒙未完成,国家依旧动荡,黑暗与专制仍在。辛亥后的近百年历史,我们在一次次革命与运动中度过,而启蒙的每次短暂抬头,无论是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启蒙,还是1980年代的新启蒙,都被无情地中断了,直至现在。

由欧洲启蒙引向中国启蒙,是陈乐民一生学问的主题。但是,思想者的痛苦正在于:看得愈清愈痛,爱得愈深愈痛。阎连科曾将陈乐民的这种“爱与痛”和鲁迅先生归为一类,他说:“鲁迅先生对中国的痛与爱,源自于灵魂,散至于情感;陈乐民对中国的痛与爱,源自于比较,归之于理性。而这,正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一个真正的学者的相同和不同。”

陈乐民这种复杂的情感,根植于他对欧洲启蒙思想的深刻理解中,也根植于对中国传统及现实穿透力的理解、洞察与爱之中。他曾说:“我们处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则无力出生。(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时代所有的黑暗。”这句话对当下这个时代,也对身处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我们,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一种“无力感”。

如今,陈乐民先生已经离开我们近二十年了,他身上那代人典型的精神与使命感,也在逐渐离我们远去。中国人民大学孙郁先生说:“陈乐民好像是五四孑遗,他的作品里有五四精神的遗响”,近代史学者雷颐则说:“阅读陈乐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

几十年来,陈乐民先生思考不断、笔耕不辍,然而,在这个理性被几度中断,启蒙被数次抛弃的国度里,他的作品、思想只能被长时间忽视、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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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思想家来说,真正的革命只有思想的革命,在这一条“革命”的道路上,我们要走的还有更远。店长荐书力荐这套涵装9卷本《陈乐民作品新编》,并随书附赠陈乐民及其夫人钤印书签一份。点击下图,即可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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