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13周年：清政府如何把革命一步步“请进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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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先知书店先知书店店长荐书 2024年10月10日 20:16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打响。辛亥革命的意义是非凡的，它终结了古老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成为国人人人标榜的“正确口号”。

但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钳制思想的制度与文化依旧存在，奴役自由的权力与意志仍在作祟，于是才有了后续一次又一次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武装革命......

然而，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任何人都没有料到，庞大的清王朝竟会瞬间崩塌。那些原本支持清政府内部改革的君宪派，一再被清政府欺骗而失望，于是在革命爆发时顷刻倒向革命，清政府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与其说是革命派推翻了清王朝，不如说是清政府在以下四个层面“自掘坟墓”，将革命者一步步请进了家门。

在所有变革中，制度变革最为重要，但也最为艰难。在面临现代化转型的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如何从传统伦理型的皇权专制转为现代契约型的立宪国家，更为艰难。
——雷颐《帝国的覆没》

没有看到“经济奇迹”背后的危机

清政府的第一次改革，是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诞生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化工厂，轮船、电报、铁路、矿业以及民间资本的兴起，让中国的经济形势与军事实力明显提升。甚至一些学者将其誉为“晚清经济增长奇迹”。

然而，清政府并没有看到“奇迹”背后的危机，没有意识到没有制度变革的支撑，经济变革是无法长久的。

他们将暂时的稳定美其名曰“同光中兴”，将新建的北洋舰队赞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八”，沉溺于暂时的进步与成就，仍旧深陷在帝国的迷梦中，直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全盘破产。

而正是在甲午之后，孙中山等革命者彻底对晚清改革失望，于1894年底组建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

从洋务运动开始，改革派就在与强大的保守力量抗争，然而当国人的视野刚刚开阔一角，就立马退缩到狭隘且日益高涨的排外情绪中。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极端的排外情绪不仅在民间泛滥，还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与鼓动。

本在山东一隅汹涌的义和拳，在清政府的支持下瞬间席卷北方，最终酿成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惨剧。

义和团之乱，让更多士大夫和革命者看到了清政府的愚昧，脱离清政府的声音越来越高。

在内部，李鸿章、张之洞主导下的东南各省一度宣布中立于清政府之外；外部，孙中山顺势发动惠州起义，起义者一度发展至数万，革命势头迅猛。

如果说洋务运动只是一场虚假的改革幻梦，那么甲午之后开启的维新变法则是第一次触及制度根本的改革尝试。

然而，百日维新三个月便夭折，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以至之后的清末立宪派提出更进一步的设立国会、制定宪法的主张后，只是遭到清政府的一再拖延与欺骗。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真正的改革者必然触动当权者的利益，也必然会遭到当权者的拒斥与迫害，正如历史学者雷颐所说：

“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这种体制外的力量一定要用暴力从根本上打破推翻旧体制。”

于是，革命便爆发了。

洋务伊始，人们大多相信中国的政教制度是优越且完美的，我们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即可。

可当甲午迷梦惊醒之后，除了极少数清醒者，大多数人仍旧认为中国的政教制度具有不可撼动的神圣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仍旧大行其道。乃至清末政府宣扬接受“立宪”的理由，都是“可以保清室帝制万世不变”。

以至于任何改革尽管名目花样众多，最终都成了“新瓶装旧酒”，触及不到根本，打破制度神圣性的重任只能交给革命者。

正如雷颐所说：“辛亥革命最大的意义，不只是终结了皇权专制，而是让制度层面的中国特色论破产了。”

正是由于有着以上种种盲目的自信与迷信，清王朝才一步步走向绝路，最后毫无征兆地瞬间倒塌。其实历史的征兆早已展现，只是上位者视而不见罢了，而当当权者甘愿自我蒙蔽、自我欺骗之时，只有革命的炮火才能唤醒他们。

以上关于晚清政府的种种盲目认知，总结于雷颐老师《帝国的覆没：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困局》一书。

雷颐老师是当代研究近代史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在其《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1900：中国切片》《帝国的覆灭》清末三部曲，对晚清覆灭史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逻辑，晚清改革派的生存处境，领导者在大动荡中的通权达变和权术手腕，都生动毕现，更是入骨三分的揭示了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权力秘密。

吴晓波：在我心目中，雷颐先生是国内清末史研究“第一人”。

读雷颐老师的著作，能深刻地体会到：读历史，也是读现实。以历史为镜，才能打破黑暗与迷途，烛照未来。为此，在此辛亥革命113周年之际，店长荐书诚挚推荐雷颐老师《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1900：中国切片》《帝国的覆灭》清末三部曲。